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周长富
“疫”在古代医书中是指流行性传染病，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由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说文》解释为“民皆疾也”，就说明只有传染病才能导致“民皆疾”这么严重的社会情况。这种传染病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屡屡对人类造成了惨痛的灾难。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就开始了防疫和抗疫的顽强斗争。中国自商周时代起到近代，有文字记载的灾疫频频发生，其中大疫至少有余次。一部中华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勤劳智慧的先民们与灾疫进行坚持不懈斗争的历史，并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本文通过回顾我国先秦时期防疫抗疫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现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提供决策咨询，这是我们应当肩负的社会责任。
一、先秦时期先民对于社会性灾疫的认知
1、上古时期
在人类的狩猎和采集的时期，由于人口稀少和生产方式的原始，微型的原始群公社组织相互之间交往极少，这个时期的传染病和流行病情况不可能有记载，即便有关传说也很少。进入农耕文明之后，由游牧变为定居，饲养业也逐渐发展，这就为细菌、寄生虫的滋生、传播提供了条件。传说中的神农时期，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业基础。但在时候，吃的食物、河的水泉等生活食品是否有毒害，人们尚不知避就，所以中毒的、染上疾病甚至大规模的灾疫时有发生。面对这种情况，神农有意识的嚐百草，辨识草药，掌握医药知识，有效地保护人们的健康。文献记载，神农是中医药的创始者，同时为防止疫病的传染流行方面奠定了一个新起点。《白虎通义》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立之，故谓之神农也。”《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
到五帝时期，继承神农开创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医学，积极预防疾疫，对整个社会实施人文关怀。黄帝为了有针对性的教民治病和防疫，“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研究医道，后世把他们探讨的问题加以总结和发挥汇编成《黄帝内经》。《内径》的问世，使神农的辨识草药发展为对症处方，大大地增强了人类同疾病和灾疫作斗争的能力。
我国社会的文明起源的路径是“由巫而王，由祀而礼”，所谓“巫”是指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如天地、山川、地震、风雨、雷电、旱涝及人类的灾疫、生死都无法理解，感到神秘莫测，充满恐惧心理，想象中宇宙间有一种主宰万物的神灵，或叫全能神掌握着人的生老病死，疾疫福祸，不可抗拒。在这种认识背景下“巫”出现了，他们是氏族中与神灵相通的半神半人的特殊群体，既是神灵意志的代表者和代言人，对氏族全体成员发号施令，又是代表氏族祭祀、祈祷神灵保佑氏族平安的酋长。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由巫而王”。神农和五帝最初就是这样的巫师，起先他们主要是以祭祀、祈祷、咒语等方式“驱鬼”和“逐疫”，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药知识的积累，他们进入了从对疾疫由无奈到有为的科学化历程，从而也使自己由巫师进化为“圣王”，实现了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所以我们称他们为“人文初祖”。何谓“圣”？《说文》云：“圣，通也”。《风俗通义》云：“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圣”从耳从口从王，王上有口耳。我理解就是作为帝王，要把民众话语权置于王位之上，与民众情意相通。神农和五帝他们能够倾听民众呼声，“闻声知情”并及时解决民众的疾苦，确实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圣王。
在炎黄二帝的提倡和带动下，先民们对疾疫的抵制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化，开始了用医药同疾疫作斗争的新阶段。这个时期的许多名医与巫师分道扬镳，成为向疾疫作斗争的中医大师。《古今医统》记载黄帝时的名医桐君“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编成《药性》四卷，“立处方治寒热之宜，至今传之不泯。”同时的巫彭弃巫从医，和桐君一起为百姓看病，“人得以百年”（《路史》）。巫咸为尧帝医臣，“能祝延人之福，瘉人之病”（《世本》）。《古今图书集成》引《说苑》说上古医者苗父为人治病，“皆平复如故”。
2、夏商西周时期
这个时期是我国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建立以后，经历发展、繁荣到走向崩溃的时期，为古代中华文明走向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考古文物和文献来看，这个时期的先民们对疫病的症状和病因有了初步的认识，积累了一些抗疫和防疫的经验和措施。
据有关专家研究，在商代出土的16万片甲骨中，与医学有关的约有多片，辞。甲骨文中已经有“疫”字，卜辞中有贞问疫病是否蔓延，王室是否染上传染病，卜问疫病是否能治等等。甲骨文中还记载了几种疫病：“疠病”（麻风病）、“祸风”（流行性感冒）、“蛊胀”（腹水，亦有认为是血吸虫病）。甲骨文中也记载了“疾年”，即指发生规模较大、范围较广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流行病的年景，这是对古代疾疫流行的最早记录。
在《诗经》、《尚书》、《周易》等书中，对热病、浮肿等疾疫已有记载。《山海经》中记载的疾病达38种，记载药物60种，防蛊的有8种，防疫的有4种。有关疾疫的如《南山经·鹊山、招摇山》“佩之无瘕疾”（腹中蛊胀病）；《南山经·青丘山》“食之不蠱”、“食之不疥”。这里的“瘕”、“蛊”、“疥”都属于传染病；《西山经·英山》、《西山经·浮山》、《北山经·咸山》等处都谈到“食之已疠”，即可治麻风病；《西山经》的天帝山、皋涂山都谈到有草药可以治“瘿”，即颈瘤病，这也一种传染病。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已知传染病有疠疾、伤寒、霍乱、疟疾、亥瘧、蛊、蜮等10来种。
3、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革时代，最终在战国阶段，新兴势力建立了封建统治制度，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学说争鸣和相互融合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新旧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冲突，新旧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繁荣也开辟了医学领域的新境界，促使《内经》、《难经》等医学巨著在这时期编成。这是中国医学史和抗疫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人们对当时疫病的认知进一步深化，防控措施更为有力有效。比如把今天意义上的流行性疾病归纳为疠疾、疫疠、天行、时行、时气等，把它们从一般疾病中区分出来；《素问》把这一时期所有外感传染病都归纳为伤寒一类；《素问》给霍乱的定义为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对霍乱的临床表现描绘的十分细腻，开始寒冷发抖，腰脊俱疼，“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疼如破渴欲冷饮”，“病至善呕”；《素问》把痢疾说成肠澼，其症状是“下脓血”；《素问》把乙型脑炎一类的传染病称之为“暑痉”“暑风”；《内经》把传染性黄疸型肝炎，统称为“疸”；《素问》说“淋病”是易传染的性病；《素问》中谈到“臌胀”“腹满”可能是肝硬化，也可能是血吸虫病；《内经》中还谈到了肺结核病的种种表现，等等。
从上面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疫病的认知更为详细和深刻。因此《内经》等医学著作的问世，使先秦时期的防疫和抗疫逐步摆脱了巫觋的控制，开始走向科学的进程。
二、先秦时期先民关于疫病成因及其防疫措施
在五帝时期是中医、中药和针灸等医疗事业的发轫时期，由于资料有限，我们感到在这个阶段对“疾”、“疫”尚无明确的概念区分，至于人们感染疫病的原因是朦胧的幻觉的，很大程度上是听凭巫师的神秘说教。说到预防措施主要是服从巫觋主持的祭拜鬼神，以求福佑禳除疫病，所以把祭祀天帝、神灵、祖先作为这时候的首位要务，也不可否定此时已经开始了巫医分立、探寻疫疾成因并寻找医药的新探索。
在夏商西周时期，对传染性疾病和流行性灾疫的病原地已经或多或少的有所意识，并不完全都归结为神灵的作祟降灾。所以在防灾止疫上与上古有所不同，一方面巫术继续盛行，在疾疫面前祈求鬼神保佑还是普遍的做法。甲骨文中记载着相当多的“祰病”、“御病”、“禆病”、“卫病”、“匄病”等，这些都是祭祀鬼神以求禳病的活动。《尚书·金滕》也记载周武王生病时周公用巫术祈求保佑武王的事情，这些事实反映了当时以巫为医仍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
另一方面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季节更换、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疾病、灾疫的关系。文献记载西周人在观察天象、节气、气候变化对农作物影响的同时，也谈到对人的影响：“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癢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周礼·天官·冢宰》）。《礼记·月令》中也有异常气候可导致流行性病发生的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这种对季节性常发流行性病的认知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对于避免和预防时令性传染病时很有意义的。同时还意识到，有些灾疫和疾病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预防的，“预防”二字最早见于《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想而预防之”。在《周易》中，《乾卦》、《既济卦》、《需卦》等多次提到防疫患于未然，要确立预防疫病的思想。例如《乾卦》的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疠），无咎”。王弼作注说得更明白：“九三，不中之位，旷故终是乾乾，至于夕惕，犹若疠也，因时而惕，不失其机，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尚书·说命》为商书，其中也说到“惟事事乃有其备，有备无患”。这些文献说明预防疾疫的思想在商周时期已经相当流行，因而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充分的应用。
春秋战国时期，在当时朴素的辩证思维的影响下，一些思想深邃的医学家通过考察人体和客观环境的相互关系，深化了对疫病病因、病源的认识。《内经》认为，人的肌体与外界环境是一个整体，疾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人体不能适应自然变化，人体之“虚”和自然之“邪”（不正常的气候变化）形成“虚邪”之风就会致病。气候反常不仅会致病，还会导致疫病流行。《吕氏春秋·季春纪》云：“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纪》云：“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纪》云：“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前面已经谈到《周礼·天官·疾医》、《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一样，也都认为不同的季节反常的气候导致不同疫病流行。在对发生传染性疾病和流行性灾疫认识深化的基础上，先秦时期的人们提高了防疫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个人卫生
夏商时期人们已经养成洗脸、洗手、洗脚、沐浴的卫生习惯，甲骨文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洗脸，甲骨文中有“沐”字，象人散发洗面。再如洗澡，甲骨文中有“浴”字，象征人在盆里用水洗浴。年殷墟商王墓中出土了包括陶搓、头梳等成套的盥洗用具。周代有了专门的浴室“湢”（音不）和管理办法。沐浴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
2、饮食卫生
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已知凿井而饮，《世本》记载伯益作井。在河北邯郸涧沟夏代早期遗址中发现了两口深约7米的水井。《管子·度地》等书有淘井管井的记载，“宫中皆盖井，勿令毒下”。有的井设有井台、井栏、井盖、及公用水桶。《周易·井卦》谈到旧井之水不能饮用；如果井栏破败倒漏水，井水污染就不要饮用。年在河南登封战国阳城遗址发掘出许多套有陶水管道、储水池、阀门坑等成套设备，这无疑对城市饮水卫生是很有作用的。《吕氏春秋·尽数》云：“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肿）与?（疲）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音居，毒疮）与矬人；苦水所，多尪（音枉，骨骼弯曲症）与伛（音玉，驼背）人”。表明在公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认识到，水源与某些疾病发生有关系。饮食方面一要注意与四时季节变化相适应，“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礼记》）；二要注意饮食有节，《内经》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膏粱之变，足生大丁”；三是注意不食发霉变质之食，孔子云：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食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古人早就知道，冷藏可以保存食物。为了防止食物变质，《周礼·天官冢宰》规定凌人“掌冰政”，用于保鲜食物。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设置冰窖、冰厨等，一些诸侯国的都城如新郑、燕下都、咸阳及楚国的纪南城内都发现了冰做的冷藏井。
3、环境卫生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对居住环境的选择就有一定讲究，一般都选择背风向阳的地方。作于西周初年的《诗经·大雅·公刘》中就颂扬了姬周的远祖公刘在夏朝时居住于邠，选择干燥向阳接近流泉的地方作邑，其诗云：“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乃岗，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孙子兵法·行军篇》和《左传·成公六年》也都谈到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表明那个时期人们对居住环境关系人的健康普遍有了共识。《礼记·月令》记载，为了保护环境，从五帝之时就有了禁止相关月份入山泽砍伐树木、渔猎和保护环境一些的规定。
甲骨文字研究表明，商代以前已有牛棚（牢）、猪圈（圂）等，反映了当时已经注意环境卫生，将人、畜居地分开。还有在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的资料，如“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寇寝”，就是丁亥日清扫室内除虫的意思。《周礼》中还规定，定期逐疫、除蛊、灭鼠、熏扫房屋，如《天官冢宰》规定专人“掌沐浴”、“除疾殃”，《夏官·司马》确定人员“掌五寝之扫除粪洒之事”。
夏商时期，城邑住宅周围已挖有排除积水的阴沟和阳沟，河南偃师二里头商宫遗址、郑州商代二里冈遗址等发现排除污水的地下陶水管道。燕下都遗址的下水管更为精致，结构与设计更为合理，不但管径粗大，两端还有牙槽，接连后可以防止污水渗漏，管口还作成虎头型的。城邑中都修建公共“都厕”，《周礼》称之为“匽”，以加强粪便管理。
为了维护环境卫生，商代还制定了相关法律，《韩非子·內储说》谈到“殷代弃灰法”，该法规定对随便在街道上乱倒灰烬者，一律处以“断手”之刑。到了周代，政府专门设置了负责环境卫生的官员，《周礼·秋官》规定“野庐氏掌达国道于四畿，···则令扫道路”，负责交通卫生；“雍氏掌沟渎浍池之禁”，负责疏浚清洁下水道；“庶氏掌除毒蛊”，“翦氏掌除蠹物”“以芒草熏之”。说明早在0年前人们就很重视环境卫生，安排专门人员分工负责。
4、提倡养生
先秦时期，人们开始自觉地创造了一些预防疾病和增进健康的诸如吐纳、导引、按摩等运动，其动作为“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頚鸟申”等，《庄子》称之为“养生”。先秦诸子中许多都谈到过养生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方法，其中以老庄最为突出。《老子》认为顺应自然“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可以延年。《庄子》主张养生要“循天之理”“虚无恬淡”，并将养生分为“养神”和“全形”，各有说法。老庄开创的道家养生学派经后世的不断发展和补充，成为我国传统养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来的中医学产生重要影响。《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血和中医学相互补充，把民间流行的黄老养生学纳入了中医学的范畴，使中医学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广泛普及开来。
《行气玉佩铭》是一件战国初期（约公元前年）的玉刻铭文，经郭沫若诠释为：“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夭。”这是现存最早的静养气功文献，表明中华养生学在我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稍后的《吕氏春秋·尽数》又提倡运动气功，“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行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会生出种种疾病。主动养生和主静养生为不同流派，相辅相成，推动了中华养生学的蓬勃发展。
三、先秦时期防灾抗疫的基本经验
先秦时期由于年代久远，史书关于灾疫发生的情况缺乏详细的记载，发生灾疫的准确次数我们不好妄断。当时人们对灾疫的认识水平低，抵御灾疫的能力有限，再加上战争和自然灾害频仍，容易诱发各种灾疫。在这个时期灾疫的频发和先民们所遭受的苦难是可想而知的，《老子》说过：“大兵之后，必有大役”，这是老子目睹春秋无义战所带来灾疫的血泪痛诉。
《春秋左传注·庄公二十年》云：“夏，齐大灾”。何休注“民疾疫也。”
据《三千年疫情》说：“秦献公十六年（前年），民大疫，灾区不详，估计发生在秦国中心地区的关中。前年、前年，秦王政四年和五年，秦国地区又连续二次发生大疫”（第17页，张剑光著，江西高校出版社，年12月第1版）。
前面提到，到春秋战国时，仅《内经》、《难经》和《周礼》等医书、史书上以记载的传染病和流行性灾疫就有十多种，说明这些疫病和灾疫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而且一定在不同程度上给人类造成过苦难。否则怎么会有时多种疫病能被这些书籍记载下来呢？脱载和过于简略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无法挽救的、弥补的。
在先秦时期，面对无尽无休的莫名其妙的种种灾疫，我们的先人是怎样面对的呢？或者说先人们是如何活过来的呢？这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但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只有了解了过去，才能更好地开辟未来。谈到先秦时期的防疫和抗疫，当然在灾疫面前，巫师求神拜巫、以傩念咒驱鬼等等，作为长期盛行的社会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先秦时期的晚期还是比较常见的，甚至是当时抗疫的主要形式。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防治疾疫问题上，经过巫医之间的曲折斗争，许多科学的、文明的做法迈着艰难的脚步终于走到了历史舞台前面。
一是国家从上到下建立起了医疗行政组织和专业队伍，据《周礼》记载，周代中央王朝和许多诸侯国用行政力量来组织防疫工作。《周礼·天官·冢宰》云：“医师上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郑玄、王安石为此分别作过注释，都认为周代的医事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凡邦之有疾病者，则使医分而治之。这支专业队伍在许多地方还延伸到基层，《逸周书·大聚篇》云：“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甚至有些较为开明的统治者在灾疫到来时也到基层抚恤民众，领导抗疫。前年，楚国子西说吴王阖闾刚即位时，“天有灾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左传·哀公元年》）。
二是树立常备不懈的御灾思想，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就连过去的世卿世禄格局亦不能为继，人的命运都处在变乱之中。适应变幻不定局势的需要，前面已经提到商周时期，《尚书》、《周易》、《管子》等书籍都极力宣扬常备不懈、防患于未然的主张，并为社会广泛所接受。成书于战国期间的《素问》也明确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半而铸锥，不亦晚乎？”提倡未病先防、未疫先预的观点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三是实行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国语·楚语》记载，公元前年楚国的子西说：“夫谁无疾者，能者早除之”，“为之关钥藩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以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子西的意思是对患有传染病的人，一是要马上隔离，二是要早治疗，晚了会很危险。《周易·兑卦》九四爻辞说：“介疾有喜”。介即隔离，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防止疫情扩大，在患者区域之外树立起栅栏，隔断传染渠道，其他人就无忧了。《遯卦》其三爻辞说：“系遯，有疾疠”。遯（遁），逃去、离开的意思。此卦告诉人们，不要接近或接触麻风病患者，要保持安全距离。《论语·雍也》云：“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朱熹解释说，伯牛得了传染病，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内，孔子来探望隔窗伸手握了他的手，连连哀叹说，可惜呀，伯牛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庄子·外篇》也谈到麻风病人也要早隔离，生了孩子看一眼要马上抱走，不使其受传染源。《仪礼》说“疾病内外皆扫，彻亵衣，加新衣”，对病人的衣服及时处理掉，防止重新传染别人。
四是对于有害类动物加强防范，比如鼠、蝇之类。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很重视消灭有害昆虫和动物，以达到除害灭病的目的。那时已采用定期抹墙、堵洞、烟熏等灭鼠法。《诗经·七月》说十月要“穹室熏鼠，塞扃扃户”。《周礼·秋官》说蜡氏负责掩埋尸体，以除蝇。所谓蜡，即蝇虫所集为蜡。那时候习惯年终搞蜡祭就是提醒人们要年年除蝇；庶氏掌除蛊虫；赤龙氏负责消除屋内的狸虫；壶涿氏负责除水虫；蝈氏负责灶蝇。总之通过有效的办法灭虫除害，清除传染源，切断传染媒介。
人类是以采集和狩猎起家的，嚐食野味是有历史习惯的。可以作为食物的动植物，都是经过了几千年的驯化才进入食谱的。没有经过驯化的野味，一定不食。楚庄王好食野味，为了得到野味，甚至不理朝政整天游猎。夫人樊姬劝他不食野味，身为一国之主当以社稷为重，千钧之体何必冒中毒、损命之险。楚庄王幡然醒悟，坚拒野味，由此罢猎。古人尚如此何况我们呢！
五是发挥中医药在防疫抗疫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文献记载自神农以来，先民们就开始以草药治病疗疾。根据《通志·草木略》、《离骚·草木疏》、《尔雅·正义》、《毛诗·品物图考》、《段氏说文解字》诸书记载中草药品名已达近百种。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中医药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传家宝。顺便说一下，关于中医中药在我国早期历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考古中却鲜有发现和报道，究其原因，除了考古发掘本身具有的偶然性之外，缺乏对考古发现的准确解读也是重要原因。例如容城东牛北庄遗址，其文化内涵很丰富且历史悠久，时代跨度从磁山文化时期经仰韶文化一直到商周，延续了大约四千多年。在这四千年中所发生灾疫不知凡几，如果没有有效的防疫和治疗措施，该地居民能够延续如此之久是不可想象的。我在研究雄安上古文化时曾谈到，扁鹊可能就是这里先民中医传统的继承者传承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扁鹊者，渤海郡，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鄚州距容城不远，经历四千年的时光，当属该先民的居住生活范围之内。
另外关于中医中药防疫治病的民间传说也很多，尧母庆都生活在庆都邑（今望都、唐县、顺平一带），尧母庆都本是神农的后人，从小懂医道。世传她发明了砭石、灸爇（若）、微针、按跷等多种治病方法，至今传为美谈。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汤液始于伊尹”，实为尧母发明。据传望都九龙河一带，曾发生疫病流行，致使十室九空。尧母采集果赢（栝楼）等中草药，熬成汤药救人，效果很好，“灾疫全消”。尧母熏燃一些中草药来驱疫避毒的传说很多，至今望都一带民间每逢除夕、元旦、端午、重阳等节日，燃熏香料、佩戴药香囊，或在屋内插挂药草，来拟制、杀灭各类致疫病菌。我国中医药事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防疫抗疫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这次取得战胜新型肺炎的伟大胜利，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医药抗击疫病的重大作用。
综上所述，在先秦时期的早期，在原始宗教的笼罩下，巫觋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占据着权威地位，他们参与国家政治、掌管祭祀祈祷、占卜吉凶和医治疾病，有的本身就是酋长。在医疗方面，在用巫术的同时，也兼用一些药物来治病，神农就是这样的一位杰出代表。《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他们当中有些人渐渐走出巫术的羁绊发展成为医师，如医和、医缓、扁鹊等。经过漫长的社会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无神论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兴起，巫术日渐衰微，给医与巫的决裂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春秋战国时期《神农本草经》（一说产生于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医巫的决裂。《周礼》把“巫祝”列入“春官大宗伯”职官中，而“医师”则属“天官冢宰”管辖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时候医学家们已经自觉地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同疾疫做顽强的斗争了，并且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医混合，直至巫医分立，这是世界多民族在文化低级时代的普遍现象，不唯我国所仅尔。我国古代的医书中夹杂着大量巫术，尤其是咒术，如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有治疗疝病的咒术，《千金翼方》也用一种“禁唾”的咒术来医治疮毒，即便是被誉为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药典《本草纲目》中也保留了用咒术治病的内容，咒术云：“执枣一枚，咒曰：吾有枣一枚，一心归大道，忧他或忧降，或劈火烧之。念七遍，吹枣上，与病人食之，即愈”（《本草纲目》卷29，中国书店，年18分册59页），也就可以理解了。
（讲座后部分听众与主讲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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